陶然：为中国改革寻求策略共识
由于论域所限，本文不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而重点想要指出的是，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然而各州在辩论批准美国宪法的过程中，多数意见认为应当在宪法中增加关于基本人权的条款。5.宪法原第63条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罢免的人员范围，需要增加监察委员会主任。
而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权主体只能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将宪法的规定作出具体化的制度安排。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2]修改宪法决议草案曾规定：本决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抵触的规定，依照本决议执行。宪法尊严 鉴于我国目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三地进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并在此基础上拟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设立统一、高效、权威的专门反腐败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一）增设监察委员会属于宪法上国家机构体系的变化 增设监察委员会，就中央层面而言，是在原有的中央国家机构体系中增加了一个独立的居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下而与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平行的国家机关，相应地，改变了宪法上原有的国家机构体系、国家权力的配置及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体制层面上丰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按照这一规定，修宪内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决议的形式对宪法进行补充，而不对宪法条文进行修改。全国人大通过授权制定《监察法》，再通过《监察法》设立监察委员会这一路径，仍然无法解决监察委员会的合宪性问题。在法律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不承认地方行政区有任何的法律生活，国家是整个国土上唯一的公法人。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36]地方法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借助原有的铁路法院组建了跨区域法院。刘新魁等：《法国司法制度的特色与发展》，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司法中立更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从司法体制上加以创新完善。
当一方当事人系被指定集中管辖环境案件的法院辖区时，就无法保障对该案审理的中立性。如果上游地区因受过境水污染或不可抗力造成下游水污染损害，则上游地区政府免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赔偿。
结语 若不存在携带法观念的人，那么就不存在法。[10]为了实现正义，对行政程序的裁量应遵守有关规则，也包括所作的选择足以实现行政目的和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东峡水库地处渝河下游，位于隆德县和静宁县交界处。如果以安徽省有关主管部门系地方利益主体的视角，则其单方面调查取证构成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违反正当程序。
确认经许可的养殖户具有合法养殖权，所养殖水产系合法权益。[21] 参见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渔业法实施细则》第10条第2款规定：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在一县行政区域内的，由该县人民政府核发养殖使用证。关键词: 跨界污染纠纷。
当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提出质疑时，该需要就成为一种现实。二审法院认为：至于其超面积养殖的部分……天长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出具书面材料证明超面积养殖部分的养殖证在办理过程中，故韩桂林户超出养殖证面积的部分鱼类损失在本案中不应扣除
[38]贵阳的经验现已被逐渐推广。该款的文义即表明，养殖证的核发和养殖权地设定应以水域利用规划为前提。
进入专题： 跨界污染纠纷 区域合作 司法中立 正当程序 。叶必丰：《区域协同的行政行为理论资源及其挑战》，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3期。司法是统一的，不存在中央和地方司法的区别。天长—金湖案致害人之所以申请追加被告，目的在于分摊责任，而根源在于平等对待的获得感。随着区域治理理念的兴起，国务院积极探索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总体规范）的区域协同机制，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在送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前，应由其发展改革部门送相关的相邻省（区、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与其总体规划进行衔接。[1]他们在为判决进行证成的过程中，作出了可适用于未来同类案件的规则化表述。
致害人遂认为，损失应由受害人自负。该案中合法权益的争议在于，超许可范围养殖的水产是否属于合法权益。
为了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埃利希甚至说：法院不是作为国家的机关而是作为社会的机关产生的，法院从来就没有完全被国家化。[31] [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22]同时公布的典型环境案例贵阳乌当定扒造纸厂水污染案，提倡主管部门联合调查。[7] [法]让·里韦罗等：《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49、51页。
对此，学者们从管理学、灾害学、环境学和法学等角度开展了很多研究。在央地分权的背景下，地方各级法院在审理跨界污染纠纷案中更需要保持中立，避免一头扎进当地地方利益的怀抱。[9] [法]让·里韦罗等：《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124、132页。在污染事故和纠纷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为受害人补办养殖证是否需要听取致害人的意见，补办的养殖证是否可以溯及既往地认定为合法权益，以及是否可以拘束法院，基于本文主题所限，恕不讨论。
[16]有关行为法往往只规定环保部和农业部对公众的指导，而不规定对地方环保和渔业行政部门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遵循行政行为实施时的程序。
法院在天长—金湖案中，在有审理需要的情况下，对有关区域合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既不做审查又未予引用。在组织法上，环保部和农业部与地方环保和农业行政部门之间既有领导关系又有指导关系。
本案被告地处贵阳市乌当区，清镇法院系按照上述环境污染案件跨行政区域管辖的规定受理并审理本案。[26] 《马恩本诉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民政府不履行发放安置补偿款法定职责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1日第03版。
一般而言，该需要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需要。[29]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申2362号民事裁定书》，《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九中民一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书》。该水域的上游水口之一，是江苏金湖县境内的利农河（黎龙河）。当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提出质疑时，该需要就成为一种现实。
对于养殖证所许可范围养殖的水产系合法权益，当事人并无异议。[30]受害人在有明确的致害人时将有关行政机关列为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致害人要求在民事诉讼中将有关行政机关追加为共同被告，都于法无据。
是为了贯彻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代表和服务辖区内公众。在法律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不承认地方行政区有任何的法律生活，国家是整个国土上唯一的公法人。
《渔业法实施细则》第10条第2款规定：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在一县行政区域内的，由该县人民政府核发养殖使用证。在此基于区域合作思维，讨论受害人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补办养殖证是否需要听取水域上游的致害人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意见。
